2022年8月，“跟黨力行·尋跡西遷”機械學院暑期社會實踐隊進行了為期一月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在閱讀了《西遷精神永放光芒》《西遷精神》《交通大學西遷》等近十部記錄西遷往事的著作，拜讀了《交通大學西遷親歷者口述史》等近百篇史實記載后，精心整理了數十個疑問，在學院研工隊伍的幫助下，拜訪了丘大謀、趙汝嘉等多位西遷前輩，以期解答心頭之惑。
“聽黨話跟黨走”，這是趙老師在講述西遷過程中說過最多的一句話。趙老師1955年入黨，1956年從交通大學畢業后留校工作，當時的交通大學機械系黨組織委員給趙老師四張車票，讓趙老師先帶著3名青年同學去西安考察。當時接到西遷通知時，還是有很多老師有顧慮的，甚至存在有一部分的“反西遷思潮”，認為交大西遷是“三塊錢買了一塊大餅”，得不償失。趙老師說當時只想著自己作為一名黨員，“聽黨話跟黨走”是作為一名合格黨員的基本要求。“國家有需要，我們堅決服從”。便毅然坐上火車前往了西安。到達西安時，周圍的環境讓趙老師深深地感受到了條件的艱苦，趙老師回憶說：“剛到的地方周圍都是稻田，甚至晚上有狼出沒。住的地方是3層樓的宿舍，冬天積雪非常厚，沒有暖氣，后勤部幫我們裝了火爐，但一到深夜就熄滅了，我們就都會凍醒。”面對和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趙老師和其他老師沒有叫苦和退縮，反而覺得自己作為年輕人，要多鍛煉、能吃苦。立足兩個大局，胸懷“國之大者”是當代面對世界未有之大變局的總要求。而在當時的環境背景下，堅定西遷就是西遷老教授們胸懷“國之大者”的體現。 丘大謀教授講：“我是1955年大學畢業，內燃機專業，交通大學畢業直接留校任教了，工作兩年之后遷到西安。那個時候就是21、22歲這樣，比較年輕。剛西遷時，不少交大教師曾擔心過兩個問題，一是擔心‘大樹西遷’后無法在西北貧瘠的土地上‘存活’；二是擔心學校遷至西安后，生源質量受到影響，科研攻關人才隊伍上難免出現斷檔。而且當時同班畢業留在上海的相對來說都比我們的收入要高，發展要好。但轉念一想，因為我們是年輕人嘛，上海生活條件是好，但是國家需要，我們應當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假如我們這一輩要不來，西安交大的教育怎么搞？能為大西北建設、國家建設培養出這么多的可用之才嗎？貢獻出這樣大的力量嗎？如果把交大西遷比做大樹西遷，這們這一代就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此外，我們還尋訪了青年教師孫瑜等多位機械學院青年教師，向他們請教和交流機械學子應當如傳承西遷精神。正如丘老師所說：“我希望你們年輕人可以潛下心來，哪怕解決上關鍵技術領域的一個小問題，積少成多，這便會促進我國制造業邁進一大步” 。倘若我們每個人都舍小家、為大家，攻克國之所需，突破卡脖子技術，為西部騰飛貢獻青春力量，便是傳承西遷精神，高揚愛國主義的最好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