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轉型，并不是要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所謂高端服務業為主。中國必須搞實業，實現制造業的從中國制造向世界制造的轉型。

日前，在一場經濟論壇上，二十國集團研究中心秘書長龍永圖說，他之所以要談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問題，是因為當前的形勢對中國企業國際化問題確實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所謂企業的國際化，就是企業以國際化的視野和開放的思維方式來打造一個更大的配置資源和開拓市場的平臺。當前中國國內經濟轉型加快，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倒逼的機制，迫使中國的企業在國際化的路上走得更快。

這就首要要談談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問題

中國經濟的轉型，并不是像有一些人講的，是要使中國經濟更快的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所謂高端服務業為主。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濟的基礎是實體經濟，是以制造業和制造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為主的產業。所以以下談到的經濟轉型主要是講實體經濟的轉型。為什么實體經濟那么重要?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必須搞制造業，才能夠解決就業問題、社會穩定問題以及政府的財政稅收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面，中國經濟的基礎都將是實體經濟。前段時間浙江溫州出現的一些問題，就是因為一些搞實業的老板紛紛丟掉實業轉而去搞金融、房地產，所以造成浙江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出現了極大的困難。

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時候，制造業對美國GDP的貢獻度超過30%，然而經過隨后80年代、90年代IT產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到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制造業對整個美國經濟的貢獻度已經下降到了10%，還抵不上房地產業13%的貢獻度，更抵不上金融業26%的貢獻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在他的經濟復蘇計劃中提出了重整制造業的問題。他說要加大美國制造業，包括中低端制造業的發展，減少金融業在美國經濟當中的地位，從而使美國的經濟建立在巖石上而不是沙灘上。這說明美國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確實感受到了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性。

另一個正面的例子是德國。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當中，特別是隨后的歐債危機當中，德國的表現相當搶眼。應該說這次歐債危機如果沒有德國作為中流砥柱的話，歐洲經濟的問題會更加嚴重。德國的經濟會這樣的好，主要是因為德國長期以來實行了制造業立國的戰略。德國的制造業一直處在全球領先的地位，而且德國也長期處在全球第一大出口國的地位，一直到近幾年才被中國超過。但德國人做制造業已經做到了精益求精，比如說有一個公司生產聯合收割機，甚至可以通過衛星，通過傳感器，在收割莊稼的時候知道每平方米的產量是多少，并且對下一個年度在使用種子和化肥方面是不是要做出調整提出建議。德國也有大量的中小企業在搞制造業，有一些中小企業就做一類產品，比如說生產螺絲釘、螺絲母，但是它做的螺絲釘從高端來講可以供天上衛星使用，從低端來講也可以用于最簡單的玩具制造。

2009年有英國媒體報道，當時英國首相布萊爾問德國總理默克爾，說到底德國推進發展的秘訣在什么地方?默克爾當時回答說，我們德國一直搞制造業。從德國經驗來看，如果一個國家真正以制造業立國作為它整個經濟發展戰略的話，這個國家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可以抵御經濟和金融的風險。

如果說中國經濟轉型的基礎是實體經濟，那么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則是提高質量，這從微觀層面來講就是提高企業質量的問題。龍永圖認為，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經濟轉型，就要使企業有更好的技術含量，企業的產品有更好的質量和品牌。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就是怎么樣通過企業的國際化來提高企業發展的質量。中國經濟轉型的基本路徑就是開放，要通過開放的辦法解決企業的轉型、經濟的轉型。

講到這里，龍永圖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為了使中國企業能夠在國際化的推動下實現轉型，應該逐步地變中國制造為世界制造。因為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凡是做得最好的制造業，它生產的產品都是世界制造的，從波音飛機到蘋果手機、三星電子產品，現在具有世界品牌性價比最好的產品都不是在某一個國家單獨制造的。中國要實現自己的企業升級，打造產品的全球品牌也一定要走世界制造的道路。過去中國長期受到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干擾，強調中國的產品應該保持更高的國產化率，所以始終不能打造出世界最好的品牌。中國應該利用全世界性價比最好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以中國品牌作為龍頭打造一批世界級的產品。波音飛機里面既有英國的發動機，又有瑞士和德國的精密儀器，包括利用中國比較便宜的勞動力生產艙門和機翼，它利用了全世界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最后形成了一個全球組裝的波音飛機。

在龍永圖看來，中國制造到世界制造的條件已經開始成熟。首先，中國像上海這樣的沿海地區，陸海空一體的物流體系已經建立了起來，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全世界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運到上海或者上海周邊的制造業基地，然后組裝起來再出口。其次，中國現在有比較充裕的外匯，可以用來購買全球最好的技術、零部件和原材料。最后，中國的制造業已經有了全球第一的規模水平，現在全球最好的品牌基本上都是中國造的，無非是打著別人的品牌而已。

要依靠規則化解所遭遇的政治化

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制造的過程中遭遇了被政治化的障礙，但不要以政治化對政治化，而是要靠按照國際規則辦事的作法來化解。

除了國內在加速轉型，世界經濟已經發生的深刻調整，也是中國企業加速國際化的動力。國際金融危機讓新興經濟體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有了底氣。那么，怎么樣通過國際化讓中國制造走到世界制造呢?

龍永圖認為，美國和西歐這樣一些過去相當發達的經濟體，現在面臨很大的經濟困難，不得不推出再工業化或經濟復蘇政策。哪怕是在制造業最發達的德國，也碰到了相當的困難。德國一家有名的咨詢公司就講，從2012年到2016年，德國將有11萬個中小企業需要尋找新的買主。這就給了中國制造業走出去進行兼并收購，從而拿到品牌、市場份額、技術、專利創造了機會。換言之，現在中國企業走出去，從在中國制造走向在世界制造，外部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就很容易，我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會面臨一個相當復雜的進程，龍永圖說。主要就是中國的崛起，確實引起了西方很多的擔心、嫉妒、懷疑甚至是仇視。中國企業走出去整個大的政治環境并不是很好。

而且更為特殊的是，中國目前面臨著追趕全球最強大的國家美國這樣的形勢。在全世界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不要說一個國家，就是一個企業都是這樣的。有一段時間，日本豐田汽車在美國的產量已經超過了美國的通用，成為美國汽車制造商的老大，于是美國人就采取了各種打壓的措施，找各種各樣的借口逼迫豐田召回它們的汽車，導致日本豐田汽車的產量大幅度下降。

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進行的，就使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時候會常常受到美國政治化的對待。最近大家看到，中國的華為、中興通訊、三一重工等企業，在美國遭受了挫折。

怎樣對待中國企業走出去受到政治化的待遇，龍永圖認為最好在商言商，不要以政治化對政治化。從上述企業的例子來看，中國企業主要采取了兩種辦法。

一種是三一重工面對美國總統簽署的命令，把總統奧巴馬還有美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告到了法庭上，破釜沉舟要和美國人打官司。這當然是一種選擇，因為在美國的法制當中要找到公平，討一個清白只有通過法律手段。三一重工的做法也是可取的，是在美國特定的國情之下必須采取的辦法。三一重工沒有選擇用政治化的手段解決，而采取了法律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華為的作法，采取軟性、柔性的策略。美國國會情報委員會認為華為的設備會對美國的國家信息安全、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對此華為采取了一種相當配合的作法，提出可以邀請美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授權的檢查機構強行檢查華為的設備，甚至邀請他們到華為的總部、華為的生產車間進行檢查。這種退一步可能進兩步的作法也是一個選擇。

華為有一批相當成熟的企業家。他們在前兩年收購一個美國企業的時候，當時我提出來，是不是到商務部去找有關部門跟美國政府交涉?華為的高管說千萬不要這么做，如果中國政府涉入的話，那么華為今后更說不清楚了。他們覺得企業和政府的關系越淡越好。華為的作法應該說對中國很多企業來講也是一個重要啟示。

更重要的是，所謂打鐵必須自身硬，中國企業走出去，首先自己要硬，硬在中國企業是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市場化企業，這樣成功的概率才可能比較高。這就需要打造適應國際化的企業文化，首先一個就是法制的問題。中國的企業一定要養成一個能夠遵守國際規則，適應國際規則，按照國際規則辦事的作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所以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投資環境和商務環境，核心就是中國做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承諾，遵守以世貿組織為代表的全球貿易和經濟規則。這個承諾對全世界來講是重要的，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中國的迅速崛起。因為如果一個國家承諾按國際規則辦事，它再強大也不可能對全球形成威脅。所以中國的這個承諾扭轉了全球對中國形象的看法，對給中國創造一個更好更有利的發展環境具有決定性意義。